汾河这条三晋人民的母亲河，从大而清到小而浊，历经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变化过程。汾河的盛衰，给了我们哪些历史性的警示？

  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那么，汾河就是三晋人民的母亲河。

  山西的地图像一片桑叶。这片桑叶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。你看，东西两边分别是突起的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，中间是贯穿南北的汾河盆地。汾河就像桑叶中间的叶柄，晋水、潇河、文峪河、昌源河、胜水（洪山）、霍泉、古碓泉、浍河等河流与泉水就像桑叶的叶柄，抽取了这个叶柄，这片桑叶就会散落一片，不成形状。或者说，汾河就像大运高速公路、同蒲铁路一样，是山西的大动脉。山西的兴衰起落，与这根大动脉的跃动节奏密切相关。

  汾河发源于晋西北宁武县管涔山，流域包括忻州、太原、晋中、吕梁、临汾、运城6个市41个县，全长700多公里，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1/4，流域内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1%。这样一条重要的河流，对山西的发展至关重要。

  三晋文明的发祥地

  中国有句古语叫“黄河清，圣人出”，说的是黄河安澜，必有伟人出世；反过来说，是伟人必然治理黄河。笔者把这句话套用在山西，叫做“汾河清，山西盛”。这里谈的是汾河与山西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关系。唐宋以前汾水大而清，三晋强而盛。

  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，大河流域往往是文明的发祥地。我们常说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，汾河中下游地区则是三晋文明重要的发祥地，大量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。石器时代山西最有名的考古发现是距今16万年至20万年的丁村文化。丁村就坐落在襄汾县汾河左岸，从这里发现的大量动物尤其是鱼类化石可以作出判断。那时汾河的水流量要比现在大得多，是一个雨量充沛、温暖湿润的草原森林环境，大致与今天的汉水流域自然环境相似。

  传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，黄帝之后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台骀。台骀就是一位疏导汾水，治理水患的英雄，后来人们称他为汾水之神，至今晋祠、汾阳、侯马等地仍有台骀庙，各地也有许多有关台骀的传说。

  之后是三位递相禅让的圣王尧、舜、禹，尧都平阳（临汾），舜都蒲坂（永济），禹都安邑（夏县）。尧、舜、禹三代活动的范围以山西为中心，他们最大的功绩就是对洪水包括对汾水的治理，都与治水有不解之缘，至今历史的遗迹和传说仍然很多。

  公元前21世纪，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社会——夏朝。之后的夏商周三代是中国的奴隶社会，山西是很重要的活动区域。

  春秋战国时期，山西境内的晋国突起。此时诸侯纷争，合纵连横，纷纷扰扰，但也有通过外交手段和婚姻关系的一段“秦晋之好”。公元前647年，晋国发生饥荒，晋惠公向一河之隔的秦国求援，秦穆公发动“泛舟之役”，派运送粮食的船队经渭河、汾河直抵晋国首都。

  公元前454年，智伯与韩、赵、魏瓜分了范氏、中行氏的全部领地，进而智伯又索地韩、赵、魏。韩、魏惧怕，唯赵襄子不肯割地给智伯，于是，智伯又联合韩、魏攻赵。赵襄子走保晋阳，三家围晋阳，岁余而不下。次年（公元前453年），智氏引汾水晋水灌晋阳（周长5里），城中“悬釜而炊，易子而食” （《史记·赵世家》），赵襄子派人潜出与韩、魏媾和，韩、魏发动政变杀死智氏解晋阳之围，三家三分智氏领地，是为“三家分晋”。

  秦汉时期，首都建在长安(今西安)，晋西南地区属于河东郡。当时，三河地区即河东、河南、河内为“天下之中”、“土地小狭，民人众”(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)，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。公元前113年，汉武帝刘彻率领群臣到河东郡汾阴县(今万荣县)祭祀后土，途中传来南征将士的捷报，即把当地改名为闻喜，沿用至今。时值秋季，秋风送爽，鸿雁南归，汉武帝坐楼船泛舟汾河，触景生情，感慨万千，写下了千古绝调《秋风辞》。

  汉武帝坐的“楼船”，应该至少是两层的大船，从渭河溯汾河而上到汾阴县的后土祠(今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)祭祀，据载一共有8次。“泛楼船”、“扬素波”，说明当年汾水是大而清的。

  隋唐大统一时期，山西一直是全国仅次于长安、洛阳的第三政治军事中心。隋文帝置河北道于晋阳，最高长官尚书令就是后来的隋炀帝。唐开国皇帝李渊起兵并州，太原是唐朝的发祥地，也是唐朝的北都（西都长安、东都洛阳）。隋唐时代，汾河的发源地水量很大，风景秀丽。隋大业四年（608年），隋炀帝杨广北游在汾源天池边修建宏伟华丽的汾阳宫，十一年（615年）第二次再来避暑游猎，随从内史侍郎薛道衡即兴赋诗，有《随驾天池应诏》曰：“曲浦腾烟雾，深浪骇惊蛎(蚝，牡蛎)”，是一派烟雾缭绕、水深浪大的景色。

  唐代汾河水量很大。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（734年），为解决首都长安粮食转运问题，玄宗接受主管漕运大臣裴耀卿“兼河槽，变陆为水，沿河设仓，水通即运，水细便止”的建议，大批粮食“自太原仓浮于渭，以实关中，谓之北运”。德宗建中四年（783年），河东节度使马燧决汾河水环绕晋阳东城，并在沿岸修建许多池沼，植柳树加固堤防。后来，宋代陈佐尧做并州知州，又在汾河岸边引汾水潴湖泊，沿河环湖种植柳树数万，海棠、梨树布满沿岸，时人叫做“柳溪”。元代有诗“翠岩亭下问棠梨，上客同舟过柳溪”。那时汾河两岸的风景不会比今天差，真是“风景这边独好”。

  唐代“安史之乱”后，唐帝国衰落，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，又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混乱时代。五代三个由沙陀人建立的小朝廷（后唐、后晋、后汉）均以太原府为根据地，进而夺取黄河流域的大部分。晋阳城在这个时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  太行山西浊汾流

  宋王朝在完成统一的事业中，晋阳是最后一个割据势力——北汉的城堡。太祖开宝二年（969年），宋军打败北汉军队，征集附近数县几万壮丁在汾河筑长堤堵水，又决晋水注入汾河灌晋阳城。太宗太平兴国五年（980年），皇帝亲率大军进攻北汉，再一次堵塞汾水和晋水灌古晋阳城，北汉主刘继元出城投降，晋阳城再次被毁坏。这是春秋战国时代智伯引汾水、晋水灌晋阳城后的再灌晋阳城。从此，旧晋阳城失而新晋阳城出，新晋阳城就是我们现在的太原城迎泽区、杏花岭区一带。

  宋代以后，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南移，山西不再是割据中心，它在全国的地位显然不能与以前同日而语。巧合的是，山西的中心首府旧晋阳城也在宋统一的过程中彻底毁坏。还有一个巧合，之前能够航行楼船和运送粮食船只的汾河水量开始明显减少，每况愈下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。

  明初是山西历史上土地大开发时期，也是森林遭到最为剧烈破坏的时期。为了抵御北部蒙古族的侵袭，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实行“九边屯垦”，民屯、军屯、商屯一起上。明朝采取防御战略，不断加固长城，不断修筑城堡。长城是越修越长，城堡是越筑越多，对森林的破坏也就越来越大。汾河发源地管涔山地处边地，正是军事斗争最剧烈的地方。当时，宁武曾作为外三关镇（偏头、宁武、雁门）总兵的所在地，附近设有许多卫所，粗略估计，常年驻军加上家属在5万人以上。5万多军民在此生活、打仗200多年，他们要吃、要住、要烧、要砍，而且有“不法之徒”伐木致富，这是管涔山森林毁坏最严重的时期。大量史料可以说明这一点，“洪武初，元裔盘踞于苛岚山，山木砍伐殆尽，道路四达”。明代有“太行山西浊汾流”的诗句。

  进入民国以后，由于战事不断、政区多变，汾河发源地管涔山森林的乱砍滥伐十分严重。民国初年，仅宁武县就有专门的木场20多家，木场向山主包买森林，木场、山主都能获取巨额利润，估计每年要砍伐上百万株大树。这些木场的木材远销内蒙古、河北及本省各地。

  1934年开始，修筑北同蒲铁路，需要大量枕木，铁路特意绕道宁武境内，对森林大肆砍伐，共取大木40万株；1938年宁武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专门设立木场，工人最多时有几千人，同时铺设从宁武城到芦芽山的铁路，对林区腹地进行大规模砍伐，盗走木材约四五万立方米（按每立方米7棵大树计算，大约31万棵），成片的山林成为秃林。汾河水源已有贫乏之虞。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增长，汾河的水量在不断地减少，汾河沿线包括各主要支流争水的纠纷事件不断发生。

  一条呼唤拯救的河

  水资源的丰沛与稀少和森林植被密切相关，这是生态学上的一个基本的常识，也是被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的事实。森林植被的减少或破坏，除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因素之外，人为的力量也不能小视。上述事实说明，明代以来，山西地区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，对森林植被的人为破坏也很严重，其结果之一就是汾河及其支流的水量也在不断减少。

  汾河的水情变化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：唐代以前不仅水量很大，而且清澈，时人有“汾河波亦清”、“汾水碧依依”的诗句。那时，太原以下可以通行运载粮食的大船。宋初水量仍未减少，要不不会有水淹晋阳城的史实。金元时代，汾河水已开始浑浊，并有灾情。明代开始恶化，水土流失严重，已经成为水利不大的害河，水量也明显减少。襄汾以北河段已经“舟辑不敢行”，有诗感叹“楼船萧鼓今何在”。清代灾害更烈，中上游段仅能乘山洪爆发漂流一些椽筏，下游新绛以下只可通木筏，其余皆不通舟楫。

  汾河分为三段，上游自管涔山发源地到太原，自太原北郊上兰村烈石口出山直到灵石口（有谚语为“打开灵石口，空出晋阳湖”）为中游，灵石口以下为下游。2006年对汾河断面监测数据表明，汾河已有66%成为劣5类水质，自太原以下水体完全丧失生态功能。汾河每年流入黄河的水量在3亿吨以上，其化学需氧量浓度超过国家规定3类水质标准的7.3倍，氨氮超标20倍。

  “完整的汾河，应该是一条纵贯山西700公里，贯穿多座大小城市的河流。实际上，这样的汾河已经不存在了。现实的汾河，是一条干涸的、污染的，呈现着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破碎的河流，是一条袒露着伤痕、凝聚着哀怨、布满了忧患的河流，是一条呼唤拯救的河流”。汾河水的问题，已经成为新时期严重影响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问题。

  人们常常把河水比作人体的血管。如果说，以前的汾河是一条正常流动的河流，那么，今天的汾河就像一个患有“静脉曲张”的人体，两个大水库、一个大水盆就是突出的患处，剩下来的是只见河床不见河水，“只见菩萨不见庙”了。

  汾河这条三晋人民的母亲河，从大而清到小而浊，历经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变化过程，其中的原因有自然的、社会的，也有政治的、经济的。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它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汾河在山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，认识水资源对于黄土高原上三晋人民的重要性。“山西之长在于煤，山西之短在于水”，煤与水是山西社会发展的两大巨轮，不能只顾挖煤而忽略治水。只有煤和水两大巨轮取长补短，山西省才能加速发展和协调发展。

  （作者 行龙 系山西大学副校长）